……那是卡夫卡生命裏的最後一年，當時他與Dora Diamant相戀。Dora是位十九、二十歲的年輕女子，從波蘭的哈西德教派家庭逃出來，住在柏林。雖然她的年紀只及卡夫卡的一半，但她卻給了他離開布拉格的勇氣(那是他多年想做的事)，她成為了第一個、也是唯一跟卡夫卡生活過的女子。卡夫卡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移居柏林，第二年春天就死了。但這最後的幾個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儘管他的健康越來越壞；儘管柏林的狀況很糟：食物短缺、政局動盪，還有德國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儘管他清楚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每天下午，卡夫卡都會到公園散步，Dora多半也跟他一起。有一天，他們遇見一個滿臉淚水的小女孩，哭得非常傷心。卡夫卡問她怎麼啦，她說，她的洋娃娃不見了。卡夫卡馬上就編了一個故事，告訴小女孩發生了甚麼事情。「你的洋娃娃旅行去啦。」他說。「你怎麼知道？」小女孩問。「因為她給我寫了一封信。」卡夫卡說。小女孩似乎不大相信。「你帶著信嗎？」她問。「沒有，對不起，」他說，「我不小心把信留在家裏了，但我明天會帶來。」他言之鑿鑿，小女孩也沒能夠多想甚麼了。有沒有可能，這個神秘男人說的話，是真的？

卡夫卡立刻就回家寫信。他坐在書桌前，Dora看著他寫，發覺他的神情就像往常寫作時一樣認真、著緊。他不是要欺騙那個小女孩。這是真正的文學勞動，而且他決心要做好。如果他能夠編造一篇美麗而可信的謊言，就可以取代小女孩失去洋娃娃的現實，儘管那是虛假的，但根據小說的定律，那又是真實可信的。

第二天，卡夫卡帶著信，匆匆趕回公園，那小女孩已在等他。由於她還不識字，卡夫卡就把信大聲唸給她聽。那洋娃娃說她也很難過，但因為她一直以來總是跟相同的人生活，她感到厭倦了，她要走出去，看看世界，認識新朋友。她不是不愛小女孩，但她渴望轉換一下環境，所以要與小女孩分開一段時間。然後，洋娃娃承諾每天給小女孩寫一封信，讓她及時知道她的情況。

故事就從這裏開始讓人揪心了。卡夫卡不嫌麻煩寫了第一封信，已夠令人驚奇，現在，他竟還要承擔每天寫一封信的責任──不為甚麼，只為了要安慰這個小女孩，一個和他素不相識，只是某天下午在一個公園偶然碰見的孩子。甚麼樣的人，才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他連續寫了三個星期的信。三個星期。一個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在他所餘無幾的日子裏，獻出寶貴光陰，代一個丟失了的洋娃娃虛構書信。Dora說，他寫每一句都苦苦推敲細節，務求文字準確、有趣而引人入勝。那是卡夫卡的文字。連續三個星期，每天他都給那個小女孩唸一封不同的信。洋娃娃長大了，上學了，認識了不同的人，她繼續要小女孩相信她的愛，但同時也暗示，由於生命中某些微妙的事情，令她不能夠回家。一點一滴地，卡夫卡讓小女孩做好心理準備，明白洋娃娃從她生活中永遠消失的時刻，即將要來臨了。他苦苦思索一個滿意的結局，擔心如果不成功，一切魔法都將消失。他嘗試了多種可能，最後決定把洋娃娃嫁出去。他描寫了洋娃娃愛上的年輕人、描寫了訂婚派對、鄉郊的婚禮，甚至還有她和丈夫現在居住的房子……然後，在最後一行字裏，洋娃娃向她心愛的老朋友正式道別。

到了這時候，小女孩自然就不再苦苦掛念洋娃娃了。卡夫卡給了她別的東西。當三個星期過去，那些書信已經平復了她的憂傷。她擁有這個故事，而當一個人有幸活在故事之中，有幸活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裏，這世界的痛苦也就消失。只要故事延續，現實也就不復存在。

那些遺物，外表雖然殘舊，但不算得老。幾本破書，是八十年代從香港買回去的；幾幀照片，也沒有他年輕時的模樣；他的手記，都是晚年所寫，拿小學生用的方格簿裝訂而成。其餘的物件都跟我有關，包括我寄給他的信、我小時候用過的課本和練習簿等等。至於真正「老」的東西，經過「文革」的幾次抄家，大抵都片甲不留了。

遺物帶回香港後，就一直藏在床板下，十幾年間只拿來看過一兩次。這陣子，因為想起一些事，我重又把它們找出來細閱。人大了，從前不懂的，現在彷彿懂了一點。

* * * * *

十多歲的時候，有一次回鄉，黃昏裏，祖父和我在前院納涼，對坐無言，各懷心事。忽然，他問我，記不記得小時候教我背過的書。我的童年早被長輩神化了，據說我是個聰慧過人的小孩，兩三歲懂的字比小學生還多；據說我近乎狂熱地愛寫字，洗完澡還等不及穿褲子，就光著屁股蹲在地上寫粉筆字，寫滿了後院的水泥地；一段段艱奧的古文，據說我都背得琅琅上口，沒事的時候獨個兒就坐在門檻上大聲朗誦……但其實這又有甚麼稀奇呢，我也見過三歲的香港小女孩背出老子道德經頭幾章，用普通話。兒童讀經班也有時髦起來的跡象。反正都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文字，毛語錄、論語或財政預算案都沒有太大分別吧。這些「威水史」，大多只能予人「小時了了」的結論──當然重點其實是後面的一句。

而那個黃昏，當祖父問起我那些穿開檔褲的舊事時，我已是一個苦於應付會考、成績中下、心態反叛、缺乏自信的中學生。我不記得了，我說。祖父的樣子有點落寞，但還唸出了幾句我不知所云的古文，力圖喚起我的印象。這些……你都不記得了嗎？我搖頭。誰還會記些這些東西呢。而且我是唸理科的。然後我們又都沉默了。

* * * * *

今天發現，祖父的遺物裏，有一本我不曾留意的方格簿，封面有我的名字，下面寫著「一年級」。裏面是祖父讓我抄的書，文字重重覆覆──也不知是抄的還是默的。我翻看後，心想，祖父你真迂，讓幾歲的小孩抄這些玩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謂教……」若不是現在有Google，我也不會知道這些文字出自《中庸》；「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出自劉基〈司馬季主論卜〉；還有一些半文白的，Google查不到，不知是誰所作：「難者見難，易者見易，難者見難，雖易如猶難……」

還有一首詩。哎，人教詩你教詩，「鵝鵝鵝」或「床前明月光」你不教我，卻教我抄這一首：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
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Google告訴我，這是宋詩，高菊卿的《清明》。

祖父你真迂。我又怎可能記住這些。

* * * * *

我小學時代的東西，全都沒留下。唯有在家鄉唸書時用過的課本，祖父為我保留至死。我早已知道祖父疼我，但要過了很多年，有了一點歷史和做人的常識後，我才能明白他的孤獨。我知道，從我出生到隨家人離鄉赴港，那幾年是他後半生最懷念的時光。此前都是沒有尊嚴的苟活，此後則是獨守空屋的無邊寂寞。

祖父其實沒有多少帶小孩的經驗，他初為人父的時候，適逢戰亂，他當了兵，行軍走遍中國，照顧孩子的任務全都落在祖母身上。解甲歸田後，兒女都長大了，接著山河變色，前半生的所作、所學盡成負累。然後在荒誕歲月磨盡了青春，到了晚年，才等到了安穩的日子，在幼小的我身上，拾回一點尋常的天倫之樂，與作為長輩的尊嚴。

家鄉沒有幼稚園，我的「幼兒教育」由祖父一手包辦。在別離前的短短幾年裏，他恨不得把一切都灌輸給我，而我稚時的表現，似乎也不負他的期望。於我，那只是矇矓的往事，對於他，那幾年時光卻是重要的精神慰藉，要用餘生去不斷反芻。那本有我筆跡的方格簿，成為這段時光僅有的幾件紀念物。他特地為它穿了棉線，令紙頁更牢固，還在外面加了一層保護衣──儘管如此，它都已變得很髒了，我不知道他翻過多少遍，正如我不知道，他在家鄉的親友面前重覆了多少遍關於我的故事，說我小時候多麼聰慧多麼聽話……

但我畢竟漸行漸遠了，他只能一年見我兩三次面，看著我一年年的長高，一次比一次不耐煩於他的教誨……直到有一天，我沒好氣的說，其實我甚麼都不記得了。不但不記得他教我的內容，連他教我的情景，我都沒有印象了。

我想，那時你一定很失望吧。

* * * * *

他的遺物，將來或許也是我的遺物？但誰會在乎，或誰可以讀出，一堆破爛裏，一個老人的心事。

這星期我要回鄉祭祖了。我已到了可以跟祖父把酒對飲的年紀。只是，「一滴何曾到九泉」。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三聯，2008年7月)，頁232。

2008/7/25，北京朝陽區奧運售票點大混亂，香港記者本能地站到最前線採訪，但「維持秩序」的北京公安習性難改，盡力阻攔、驅趕，不必要地亂上添亂。誰叫香港記者把「採訪自由」的承諾當真，拒絕和諧（余老師又來不及到場含淚勸告），結果記者本身成為了新聞的主角。

當晚新聞所見，沒有哪個電視台的記者不遭殃，於是各電視台互用片段，無論在那個台，都能看到記者被公安推撞、箍頸、拉到在地的鏡頭。

但最印象深刻的，是記者不甘示弱、誓要討個說法的情景。

……(有線電視記者)羅輝翔站起來後，多次嘗試趨前記下那名向他動粗的公安制服上的編號，但那名公安不斷用手遮擋，旁邊另一名公安向羅呼喝，叫他不要搞事，反問「你不懂中國法律嗎？」（《明報》2008/7/26）

還有眾記者圍著「公安發言人」的一幕。在一輪無效的「溝通」後，
女記者問：「您貴姓？」
公安怔了一怔，然後裝作聽不見：「你走吧，請你走吧。」
記者：「我們不走，你不說清楚不走。」
……

非常同情記者的遭遇，並表敬意。艱難時刻還在後頭，願各人平安。

延伸閱讀
文明奧運‧一點也不文明／百年夢．碎（小蓓）

北京公安毆打港記　阻拍攝奧運售票混亂　叉頸扣喉推撞（明報 2008/7/26）
北京公安襲港記者　干擾採訪京奧　一次比一次粗暴（蘋果 200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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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在想，國內的傳媒同行，看到那些片段會不會嫉妒死。真希望有一天，他們也有條件用鏡頭監察那些永遠被宣傳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執法人員，並禮貌地問一句，您貴姓。

而不是，像前天的《新京報》（右圖），只因為右下角一張題為《傷者》但沒有任何說明的陳年舊照片，當局一聲令下，全城回收，編輯記者聽候處分。

多說幾句，如果路過的年輕朋友不知道這是甚麼：那是十九年前一個令人絕望的夏日，北京市民蹬著三輪板車，冒險把中槍的傷者送醫的情景。傷者所中的子彈，從一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人的槍管裏發出。

原圖為彩色：

參考

京報刊六四照片 全城回收（明報 2008/7/24）
刘香成：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新京報》文章，除照片外無敏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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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說，七百名基層學生獲商家資助去書展，每人二百元。我和我媽，不約而同想起一件超過二十年的事（香港書展才十九屆呢）。

那年我唸小學六年級，有一天放學後，教中文的麥老師問我和姐姐，下午有沒有空（我們唸上午校）。我們說有，她就帶著我們登上她的私家車，沒說要去那裏，我們也沒問，反正老師叫我們做啥就做啥。結果她把我們由粉嶺載到中環的大會堂，那兒有個小書展。麥老師還給了我和姐姐每人一百元，讓我們自己隨便看。我們很高興，也沒感到不好意思－－反正老師叫我們做啥就做啥。我們看了不知道多久，手裏一直緊緊捏住鈔票，各自買了一些書後，老師就載我們回家去。記憶中她一直面帶微笑。

我挑的書叫《棋類遊戲 X 種》（X大概是幾十至一百），可能是這輩子第一本自己買的書，不過沒有保留下來。這個選擇似乎不夠上進，可見並沒有討好老師的意圖。這書後來陪我渡過了不少光陰，照著書本的說明，自己跟自己玩得不亦樂乎。

窮孩子上街的機會不多，何況還是要過海的中環，何況還有一百大元可以用。因為老師的厚愛，那個下午，讓我二十年後依然銘記在心。我媽也是如此，昨天我才提了一句，她已立刻知道我說的是這件事。

今天看來，老師的做法也許有點不「恰當」：例如過份偏心，例如直接給錢學生，例如沒問過家長就帶小孩上街。不過，那年頭做老師，好像不是事事都要問准家長的。

我沒有「以前多麼美好」的意思。我在那間學校，也遇到過很不像話的混蛋老師。時代向前衝，總是會把最壞的與最好的一併淘汰。如果麥老師今天還在教書，大概會不堪壓力吧，例如她不能夠以普通話教中文。

老師在我小學畢業那年退休，後來我跟一幫同學探過她幾次，然後就斷了聯絡。幾年前偶然得知，老師已因病去世。聽罷黯然，想及自己一向愣頭愣腦，這麼多年來，也不知道有沒有向她說過一聲謝謝。

致被自殺者／廖偉棠

誰讓你死在這個國度，
這裏死者必須再死一次。
誰讓你生在這個國度，
這裏生者只能做俯臥撐。

在河堤上做俯臥撐，
這樣就聽不到河水陰沈；
在江潮旁做俯臥撐，
這樣就看不到潮浪兇狠。

這裏，有一個人在做俯臥撐，
他被重力束縛了心臟；
這裏，十三億人在做俯臥撐，
十三億人同時被壓沉。

這是多麼奧運的景象，
我們騰不出手來鼓掌！
一隻鳥在林子的高處噤聲，
它倒淌的血扼住了自己的喉管。

我們一邊撐著輕飄飄的身體，
一邊替它歌唱婉轉的彌天大謊。
誰讓你死在這個國度，
一切喘息都納入這黑夜的和聲。

2008．7．3．

也許每本書都曾經代表一分期望，錯失以後，就僅成為一種紀念，如一張從來沒有使用過的戲票。還記得那時候帶著甚麼樣的願望與心情買票嗎？興許盡是醉翁之意。有時限的，又何止是讀書。

所謂書緣，最表面的解釋，就是在最適當的時間遇上一本書吧。於是懷疑，世間可還有必讀的書。不知道這算不算自暴自棄。

* * * * *

我本來是想在這裏賣書的，卻寫了上面這堆話給自己倒米。改天再賣好了。

雖然覺得「讀日無多」，但「慎買書」卻還無法做到。如果每個人買書前都要慎重考慮會不會看，恐怕一半以上的書店都要關門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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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又讀到Willsin寫：「對很多人來說，書仍然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它象徵了人對自我超越的渴求。買書的人明知回家後不會馬上拿來讀，他仍會進行這個儀式的，因為買書的行為本身就是人對『超越』的一種消費。」

消費「超越」，有時的確是的。那是屬於買書人的虛榮與焦慮。不過我也不看得太負面，如果一百個「消費者」裏，有一兩個「弄假成真」，真的「超越」了，也許還不錯……比起一窩蜂去讀學位、考資歷，買書至少還不那麼標準化。

當然，最幸福的始終是能夠自得其樂，純粹享受書本，不管看在別人眼裏是超越還是墮落。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有過這種能力的。

歷史？還是「大局」？／梁文道 (明報 2008年6月14日)

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紀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了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含冤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後來者書寫的歷史了。

這是理想，現實裏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毀滅事實留下的痕跡，於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種政治了。

六四大局觀的邏輯十分冷血

快20年了，每年6月4日的晚上，依然還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舉起燭火，實踐他們的記憶道德。可是也有另一種愈來愈響亮的聲音，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利於國家。這種說法最喜歡採用的，就是所謂的「大局觀」了，以為今日大家享受的一切，以及國家的強盛昌隆，竟然全靠當年殺人殺得好。它的邏輯固然十分冷血，強迫我們一齊接受自己的安定生活其實都是殺人的結果，猶如賊贓。但更值得探討的一點，是許多主張這類說法的人同時還都很樂意替當權者著想，於是有人甚至會說「你得站在鄧小平的角度思考，他要是不那麼幹，說不定他就要被人趕下台了。所以他沒有多少選擇」。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裏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於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於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欲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於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余秋雨的奇談怪論

有見於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築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著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著在這一刻訴苦申冤。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麼樣？」他又呼籲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裏裏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的話，「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於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月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麼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倖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於全國13 億人都在忙著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麼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現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如果這批家長願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麼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裏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一種替當局著想的觀點。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請用人民的角度看問題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盡是一片稱讚美譽(至於好些大型論壇上批評余先生的討論，據知已獲上級通令刪除。如果屬實，那就是陷余先生於不義了。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209)。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了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發現網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同樣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裏，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和諧』二字，何其珍貴！」 (〈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

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得還要讓位於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況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傳媒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學子爭取安全環境的義舉。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為了當局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於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又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後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分子，更是不願多言死後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香港四万市民烛光晚会哀悼地震遇难同胞
http://sports.cctv.com/20080605/105378.shtml

(希望仍打得開吧)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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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台「曲線」報道六四燭光（Gunner）